书肆，《辞海》解释为“书店，古代称书店为书肆”。此定义较为片面：《论语·子张》云:“百工居肆，肆，即是作坊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“开市肆以通之”。肆，即是集市贸易的地方。由此可见，书肆既有指卖书的店铺，又有指刻书的作坊的意思，或二者合而为一，兼而有之，如古籍中的“酒肆”、“茶肆”之谓相同。

    关于书肆，现今能见到的最早记载，来自西汉末年的哲学家、文学家、语言学家扬雄，在他的《法言》一书中，曾提到“好书，而不要诸仲尼，书肆也；好说而不要诸仲尼。说铃也。”春秋以前，书籍少且笨重，大都集中在少数贵族手里，即使学识渊博如孔子，要学周礼，都得向掌管典籍的周史官老子请教。孔子是兴私学的第一人，但他“述而不作”的主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典籍的丰富与发展。依赖师徒授受、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随着书肆的出现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。

    汉代造纸术的改良，使得书写更加便捷；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，为书籍的大量复制带来了福音，也为书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在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，如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、洛阳（今河南洛阳）等地，书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，在完成流通图书的本质使命同时，书肆也成为贫寒读书人增长知识、踏上仕途的阶梯。

　东汉哲学家王充，就是这样一位从书肆里学得满腹经纶的贫寒学子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王充小时候家里很穷，买不起书，所以他经常游走于洛阳的大书肆，翻阅那里所卖的书籍，加上他是个博闻强记的人，凭借过目不忘的本领，硬是把看过的诸子百家著作融会贯通，终成大家。

    也有记性不好的，清朝诗人袁枚就没有王充那样的好记性。同王充一样，袁枚小时候也遭遇了没钱买书的困境，每次放学回家路过书肆的时候，他都要如饥似渴地翻阅架上待售的书籍，碰到便宜的就买回家看，如果是价格昂贵的大部头，就只能望而却步了。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到了晚上，袁枚还常常梦到书肆的经历，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句诗：“塾远愁过市，家贫梦买书。”聊以自嘲。正是这段经历，促使成名后的袁枚买书藏书成癖，但买回来后大都束之高阁，可见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确有其事。

    对于贫寒学子来说，身居大都市的可以去书肆看书，而生于偏远地区的就只能去借书了。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小时候很穷，曾向友人借阅《文选》，当时雕版印刷还没有广泛用到刻印文史书籍上，手抄本《文选》显得格外珍贵，所以那人面有难色，不是很乐意借。受此刺激，毋昭裔更加发奋读书，并许下誓言，他日发迹后一定要刊印《文选》，使天下贫寒之士受益。为官后，毋昭裔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，他刻印了《文选》《初学记》“九经”等书，大大丰富了后蜀图书市场。这种看似意气用事的举措，既开创了私人刻印图书的先河，也在客观上为四川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
    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书肆的名称不断发生着变化，陆续出现了书林、书铺、书棚、书堂、书屋、书经籍铺等名称。宋代以后，书坊逐渐取代书肆，成为书店的新代名词。而今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各大实体书店受到电子书籍的冲击，经营压力巨大，但方法总比困难多，我们的书商们也积极应对想出了灵活多样的经营方法，受到各类读者欢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