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书肆,《辞海》解释为“书店,古代称书店为书肆”。此定义较为片面:《论语·子张》云:“百工居肆,肆,即是作坊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:“开市肆以通之”。肆,即是集市贸易的地方。由此可见,书肆既有指卖书的店铺,又有指刻书的作坊的意思,或二者合而为一,兼而有之,如古籍中的“酒肆”、“茶肆”之谓相同。
关于书肆,现今能见到的最早记载,来自西汉末年的哲学家、文学家、语言学家扬雄,在他的《法言》一书中,曾提到“好书,而不要诸仲尼,书肆也;好说而不要诸仲尼。说铃也。”春秋以前,书籍少且笨重,大都集中在少数贵族手里,即使学识渊博如孔子,要学周礼,都得向掌管典籍的周史官老子请教。孔子是兴私学的第一人,但他“述而不作”的主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典籍的丰富与发展。依赖师徒授受、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随着书肆的出现,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。
汉代造纸术的改良,使得书写更加便捷;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,为书籍的大量复制带来了福音,也为书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在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,如长安(今陕西西安)、洛阳(今河南洛阳)等地,书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,在完成流通图书的本质使命同时,书肆也成为贫寒读书人增长知识、踏上仕途的阶梯。
东汉哲学家王充,就是这样一位从书肆里学得满腹经纶的贫寒学子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王充小时候家里很穷,买不起书,所以他经常游走于洛阳的大书肆,翻阅那里所卖的书籍,加上他是个
博闻强记的人,凭借
过目不忘的本领,硬是把看过的诸子百家著作融会贯通,终成大家。
也有记性不好的,清朝诗人袁枚就没有王充那样的好记性。同王充一样,袁枚小时候也遭遇了没钱买书的困境,每次放学回家路过书肆的时候,他都要如饥似渴地翻阅架上待售的书籍,碰到便宜的就买回家看,如果是价格昂贵的大部头,就只能望而却步了。所谓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到了晚上,袁枚还常常梦到书肆的经历,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句诗:“塾远愁过市,家贫梦买书。”聊以自嘲。正是这段经历,促使成名后的袁枚买书藏书成癖,但买回来后大都束之高阁,可见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确有其事。
对于贫寒学子来说,身居大都市的可以去书肆看书,而生于偏远地区的就只能去借书了。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小时候很穷,曾向友人借阅《文选》,当时雕版印刷还没有广泛用到刻印文史书籍上,手抄本《文选》显得格外珍贵,所以那人面有难色,不是很乐意借。受此刺激,毋昭裔更加发奋读书,并许下誓言,他日发迹后一定要刊印《文选》,使天下贫寒之士受益。为官后,毋昭裔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,他刻印了《文选》《初学记》“九经”等书,大大丰富了后蜀图书市场。这种看似意气用事的举措,既开创了私人刻印图书的先河,也在客观上为四川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,书肆的名称不断发生着变化,陆续出现了书林、书铺、书棚、书堂、书屋、书经籍铺等名称。宋代以后,书坊逐渐取代书肆,成为书店的新代名词。而今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各大实体书店受到电子书籍的冲击,经营压力巨大,但方法总比困难多,我们的书商们也积极应对想出了灵活多样的经营方法,受到各类读者欢迎。